六四之後：非暴力抗爭

【撰文｜陳寶瑩 社民連秘書長】

 

不少年青人認為「雨傘運動」標誌著非暴力抗爭終結，「雨傘運動」的起點是人大常委會針對特首及立法會普選的「八．三一」落閘方案，中共一槌定音，香港人才恍然驚覺自己對立身之地的未來竟然是無從置喙；佔領79天後，運動如強弩之末疲憊不興，終於在法庭禁制令加黑警濫捕濫告的陰霾下結束。中共專橫加上黑警肆虐，更突顯香港人無權、無勢及無力的處境，令運動的參與者十分沮喪。

 

因此，對「和理非」（和平理性非暴力）的批評在不少人中得到回響，不單將運動失敗歸咎主事者「和理非」路線錯誤，更將「公民抗命」簡單化為「坐著等拉」，提出暴力抗爭，「本土民主前線」的梁天琦更在今年立法會補選的論壇上說出「抗爭無底線」﹗

本文因篇幅所限，又適逢「六四」廿七周年來臨，便藉「六四」後國內民運的生存空間，去探討在中共高壓統治下，「非暴力抗爭」作為推動民主運動是否可能？

「非暴力抗爭」倚靠的不是武器，因為政府和人民在武力上強弱懸殊，歷史上的獨裁者被人民推翻，由國民黨的蔣介石到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，都是民意背向清晰，統治集團在人民厭棄下分崩離析的結果。中共雖有軍隊，如果不是正值龎大的「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」運動，或者早已被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殲滅。「非暴力抗爭」的要旨有兩點：一是以非暴力手段引發、突顯統治者的暴力，無論是法庭暴力、制度暴力甚至赤祼祼的人身暴力，以此觸動人民對當權者的不信任，甚至令當權者的管治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質疑。第二是捲入數量龎大的人民參與，透過罷工、罷課和罷市去癱瘓社會運作，令當權者不能繼續管治。其實到了這個攤牌階段，已無所謂暴力與非暴力抗爭的爭議，因為統治集團一是分崩離析被迫讓步，一是訴諸暴力鎮壓，非暴力抗爭策略正是儘可能令第二種情況不能出現！

或有論者指其實可以兩手準備，一文一武。但是，歷史吊詭之處在於沒有當權者加諸於人民的暴力，八九民運中共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，學生3千人絕食，以至軍隊企圖入城，何來北京數十萬市民湧出街頭聲援學生，以身擋軍車﹖試想如果當年學生有武裝，只會令中共大肆攻訐，令北京市民卻步。

在國內推動社會運動，特別對手是中共一般手握政經軍大權的統治集團，與其硬碰硬反而是利用夾縫去擴展生存空間。六四屠城後，中共秋後算賬，濫捕濫告，社會一片肅殺。但是，國內爭取民主的要求並沒有停止，以其多變的面貌去與中共周旋。

國內民運的倡議者極力廻旋在現制度和憲法容許下，儘可能取得合法性的保障，以此擴大和保障人民的權利，進而促進人民起來爭取自身合法權益。先是丁子霖老師以六四死難者親屬的身份，「天安門母親」橫空而出，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公開祭祀六四死難親人，搜集六四死難者名單以連結各地死難者親屬。丁老師雖然不斷遭到中共的阻撓和軟禁，但是，悼念已死親人的傳統道德力量，中共也不能完全鎮壓。

到了2003年，維權運動利用中共官方的消費者維權運動，在夾縫下越滾越大。利用多議題、地區性、表面上非政治性的人民維權，由要求調查豆腐渣工程、毒奶粉、以至反貪污，反地方官員濫權逼遷等，都是中共憲法和政策所容許。面對維權人士上訪運動，中共只能打壓聲援者，例如維權律師、民間團體組織者，對之動輒以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重罪判刑，但是對維權苦主便只能行政拘留送返原籍，或者以「尋釁滋事」等相對刑期較輕的罪名威嚇。

相對對維權苦主的恩威並濟，中共對於打擊政治體制改革的倡議者是絕不手軟。即使小心翼翼也難逃鎮壓。劉曉波2008年發起並參與起草的《零八憲章》，爭取國內學者、知名人士參與聯署。其要求是引用中共過去曾提出的政治要求，例如在劉曉波被捕後，中共老幹部胡績偉等人發表公開信聲援，指出《零八憲章》提出聯邦共和國的要求，正正是中共「二大」（1922年）在黨綱提出，在「七大」（1945年）黨章黨綱又重申的口號！2013年，卝京、廣州均有民運人士舉橫額或標語要求政府官員財產公示，當涉事者被捕後，數百人聯署公開信聲援，信中指出：「財產公示喊了三十多年，至今不僅不公示財產，反而要給呼籲公示的公民定罪，公民反腐何罪之有？」以子之予，攻子之盾！

「非暴力抗爭」另一個最重大的武器就是不屈抗爭的道德勇氣，手無寸鐵，不怕牢獄之災，不怕24小時監視軟禁，這些勇氣的宣示是會鼓勵後繼者前仆後繼！

中共雖然在香港早已露出猙獰面目，但是對香港政府仍未能如臂使指，仍有規章法制的遮羞布要處理。國內人民在中共高壓，法制扭曲，新聞自由缺如的情況下，仍努力以每一個戰線尋求突破點， 凝聚民間力量。我們身在香港，雖然民權法制逐漸收緊，但仍有空間讓我們在不同的民生和民主議題，利用每一個可動用的制度，包括立法會、法庭和街頭去抗爭。與專制者抗爭，我們是需要一點行動策略智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