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石在,火種不會絕】
【七一遊行 長路迢迢18年 七月政權肅殺 港人毋忘發聲】
【奮力抵抗 直至勝利 -社會民主連線回應2021年香港政治形勢變化的決議文】

【石在,火種不會絕】

六四屠城至今32年,由鎮壓後風聲鶴唳,人人噤聲,到本世紀初,社會矛盾併發,不同階層奮起維權,公民議政意識孕育成長;各種不同形態的抗爭,此起彼伏。雖屢受打壓,主事者身陷囹圄,但是,只要毫不氣餒,見針插縫,民主種子,在岩石中都會開花結果。

-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抗爭-

‧由失語到發聲—「天安門母親」

「天安門母親」是由六四屠城被害者家屬組成的群體。89民運被鎮壓,定性為「反革命暴亂」,中共更四出搜捕參與者。在高壓陰霾下,受難者家屬被迫噤聲,獨自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。

當時,李鵬總理在一次記者會上,當被問及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時,竟訛稱家屬不願意公布人名。此舉激起身為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和張先玲等人極大反感,深感失語痛苦,決定為被殺家人尋找公道。

數年間秘密尋找、串連其他受難家屬,至1994年,透過香港傳媒公開搜集到的死傷者名單;1995年,更以「天安門母親」的名義向全國人大發表公開信,提出「真相、賠償、問責」的要求,正式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向國內外發聲。

32年來,「天安門母親」共搜集到204名真名實姓「六四」死難者資料,多次向人大發表聯名公開信表達訴求,均得不到回應。每年六四前夕,家屬都堅持集體到死難者墓前拜祭、透過接受外媒訪問、在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視像發言等等公開行動,令六四慘案持續受到關注。但是,換來是成員失去工作、不斷受到跟踪監視、查抄電腦、無理拘禁、連公開悼念受害親人也受到阻撓與刁難。但是,中共的打壓,反令「天安門母親」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和支持。

「天安門母親」成立至今已先後有60位成員離世,其他成員也邁入暮年,發言人也由母(父)親一輩改為由妻(夫)一輩接手。

雖然未見曙光,但是,家屬堅持發聲,拒絕遺忘,令歷任中共領導人如芒刺背,也喚醒不同世代人的良知,繼續為死難者尋求公義。

‧由背後走到台前—-維權律師家屬

中共不斷製造政治受難者家屬這身分。繼「天安門母親」之後,近年來,被捕的維權人士家屬接蹱上場。

最著名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維權律師的妻子們。她們過去大多不參與丈夫的維權活動,但在丈夫被捕後,卻勇敢走到台前,頂著無數的壓力、騷擾和恐嚇,為丈夫爭取公道,揭露中共無法無天的打壓。家屬們以不同形式的行動:削髮抗議 「我可以無髮,你不能無法」、感恩之行—家屬探望被捕的辯護律師、李文足徒步千里尋夫控訴王全璋失踪千日等等行動,引起國內外關注和聲援。

--《風雨同舟》發表於709大抓捕5周年 (2020年7月9日)--

………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在家屬中率先用法律行動進行了維權抗爭 — 她起訴了新華網!…. ..原珊珊的法律行動,給了家屬們極大的鼓舞,這五年,我們依法維權,進行了無數次行政復議,行政訴訟,投訴控告。

五年來,我們二十多次被抓進派出所。二敏因為天津尋夫,被抓回北京,在門頭溝永寧鎮派出所被警察毆打至昏死過去;峭嶺因為為丈夫請律師,起訴新華網,在北京的家中被警察破門而入……;文足因為徒步尋夫,半路被抓回北京石景山區的家中,被上百位「石景山群眾」加上國保便衣、地痞流氓一起堵在五樓的家中,她被逼得爬到窗台上,向樓下的民眾痛斥官方的無恥。

我們曾被逼遷數次。出外被跟蹤、訪客被騷擾、被國保約談成為家常便飯。幼小的孩子被趕出學校,失學在家;高中畢業的孩子,因為護照被限制不能自由出境求學 ⋯⋯…

-維權運動-

維權運動指發生自本世紀開始的民間運動,本身並非單一性質的運動,而是涵蓋了社會上各階層爭取權利的運動。2002年,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和胡家寶上台,承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(WTO)之機,大力發展對外經濟,十年間成為世界工廠,但也承受著國際規則和輿論的壓力;另一方面,胡溫聲稱要改善三農問題,減少貧富懸殊,所以對工人、市民維權採取較寛容態度,也容許非政府組織活動。隨著民間社會的成熟,維權運動的內容、社會成份也隨著改變。

‧2000年初
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,中國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改造,手握大權的幹部黨委,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,變身高管甚至私營企業主;另一方面,大量國企下崗工人失業;城市建設及農村改造,也製造大量因強征土地,強迫拆遷所造成的糾紛;農村稅項沉重,農民工進城,衍生出就業和生活的困難等等。社會窮富懸殊,矛盾加劇,有權者利用權力化作經濟資本,無權者投訴無門,只能以死相抗,造成幾宗震驚全國的案件。

這時期維權運動的特點由不同的單一事件,參與者是社會中經濟權利受損的基層市民,針對對象是涉及事件的地方官員、企業主;訴求對象是中央政府,希望中央出手撥亂反正。
特點:

‧受損群體以集體行動、上訪、示威、靜坐形式

隨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,社會不公透過網絡發酵,造成全國轟動。例如黃琦的成都「天網」,在1998年起開展了民間營救被拐賣少女運動、「成都商報」揭露1400名農民被勞務公司強割闌尾,反被官員控告;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誤認為「三無人員」,在收容所被打死;山西黑磚窯案,官商勾結縱容綁架,誘騙非法童工等等案件,都透過網絡在全國引起極大反響。

若案件全國哄動,事件亦非政治敏感度高,中共便作出某程度的讓步,例如懲辦涉事官員,孫案導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;中共政府也猩猩作態,2002年,「弱勢群體」一詞首次出現在《政府工作報告》,總理朱鎔基指出政府應當關心弱勢群體; 2003年,總理溫家寶也親自幫助農民工熊德明追討欠薪,並召開會議,討論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和工資偏低的問題,在2008年通過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,強調市民有知情權,促進市民對行政機關的侵權行為作出投訴。

但是,在黨委說了算的制度下,一紙規文有多大成效﹖而且,中共也不會放過「生事者」,特別是非當事人的一小撮參與者,例如因尋人有功曾被公安表揚的「天網」創辦人黃琦,便在2003年被控以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」判處有期徒刑5年,環保人士譚作人就因收集整理四川大地震遇難学生名單,在2009年也以同樣罪名,判刑5年。

加強對網絡的監控,任意刪除或封鎖網上訊息,在2003年,已提出研究起草《信息安全法》,最終在2016年通過《網絡安全法》,規定網絡使用者實名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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