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被控於 2020 年 5 月 1 日，參與受禁群組聚集，干犯香港法例第 599G 章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以下簡稱《規例》)第 6(1)條。

本人否認控罪，並答辯如下:

控方提出的結案陳辭，本案的主要爭議點有三：

1. 案發期間是否有受禁群組聚集進行；

2. 如有的話，各被告人是否有參與受禁群組聚集；

3. 規例相關條文的合憲性

1. 先就第 1 點申述我的意見

何謂受禁群組眾集(prohibited Group Gathering)?根據《規例》第 2 條釋義:群組聚集(Group Gathering)是指多於 4 人的聚集，而受禁群組則 是由《規例》第 3 條規定:「在指明期間，不得在任何公眾地方聚 集。」

簡言之，在《規例》所示的指明期間，在公眾地方進行多於 4 人的群 組眾集，就是受禁群組聚集。

根據控方提出的證據，指案發時，本案被告 4 人一組，分別於金鐘海 富中心門外集合，擬遊行前往政府總部請願，於集合期間，遭警方阻撓，本案第一證人韋鑑洸高級督察(下稱 PW1)先後警告各人，指各人已 進行超過 4 人的群組聚集，因此，要求各人解散，否則，將會因為參 與受禁群組聚集而被票控。

對於上述警告，各人當即向 PW1 表示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27 條，香 港市民有示威、遊行、集會的自由，警方不應該以《規例》妨礙我們 行使《基本法》賦予的固有權利。更且，我們更指出:社會民主連線 和工黨是不同團體，手持相異橫額，是屬於兩個分開的群組，即使參 與遊行集會的總人數為 8 人，但兩個群組相距 1.5 米，則不應視作單一 的群組聚集，而是兩個符合安全距離的群組。所以，絕非 PW1 指稱的 受禁群組聚集。

然而，PW1 不為所動，繼而聲稱 8 人具有「共同目的」，則不論兩組 相距是否超過 1.5 米，均屬於超過 4 人的受禁群組聚集。最終，8 名被 告先後遭到票控。

毫無疑問，PW1 所提出的「共同目的」一說，是判斷當時我們是否參 與受禁群組聚集的關鍵。

本人認為，這顯然是無中生有的僭建，縱觀《規例》全文，其中絕無 提及「共同目的」一辭，更遑論有所釋義。反而，在《規例》第 10(2) 條有如下規定:「如在公眾地方進行的某聚集的任何參與者，與在該 地方進行的另一聚集的任何參與者，兩者距離不足 1.5 米，則每一該等 聚集，均屬須解散聚集。」

換言之，即使在公眾地方有兩個聚集出現，其總數超過 4 人，如果有 1.5 米距離，則該兩個群組不屬於須解散群組，更遑論是受禁群組。這 亦正是海富中心門外的實況，所以，若非強加「共同目的」作為執法 基礎，當日並無受禁群組眾集進行。

1.1 《規例》的立法原意

是否如此?可以證諸 599 章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的立法原意。 2020 年 3 月 29 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第 599 章《預防及控 制疾病條例》)第 4 部「規例」、第 8 條「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例」， 訂立了《規例》。其立法依據為第 599 章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第 8(1)條：

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任何情況屬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 況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為防止、應付或紓緩該公共衞生緊 急事態的影響，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訂立規例(《規例》)

何謂「公共衞生緊急事態」?第 8(5)條解釋：

在本條中，公共衞生緊急事態 (public health emergency)指甚有可 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罹患嚴重殘疾(不論是否長期殘疾)的 ——

(a)某疾病、流行病或疾病大流行的出現或逼切威脅；

(b)前所未見的病原體或物體的出現，或高度傳染性病原體或物體 的出現；或

(c)人類廣泛暴露於某傳染性病原體的情況，或人類廣泛暴露於某 傳染性病原體的逼切威脅。

可見，訂立《規例》，是為了防止傳染性病毒在人眾中傳播，從而蔓延香港，威脅公共衞生，並無其他立法目的。亦即是說《規例》除此之外，不應用以限制香港市民的基本自由。

1.2 「共同目的」對《規例》的僭建 3

且讓我根據《規例》，證明「共同目的」之說，並無立足之地。 根據《規例》的解釋

• 群組聚集:第 2 條釋義:多於 4 人

• 受禁群組聚集:第 3(1)條:在《第 599F 章》處所以外的公

眾地方進行的羣組聚集

• 須解散群組聚集:第 10(2) 條:如在公眾地方進行的某聚集

的任何參與者，與在該地方進行的另一聚集的任何參與 者，兩者距離不足 1.5 米，則每一該等聚集，均屬須解散 聚集。

從以上定義，可看出三個元素，一是聚集人數上限，二是公眾地方， 三是安全距離。換言之，以當時政府匯集專家意見，公眾地方人群聚 集不應多於 4 人，超過 4 人時，必須保持最少 1.5 米距離。這亦與第 599F 章，食肆規定每枱不應超過 4 人，每枱相距最少 1.5 米，原則完 全相同。

1.3 共同目的是偷換概念

然而，控方卻僭建「共同目的」元素，歪曲《規例》原意，權充檢控 根據。控方亦承認《規例》對「聚集」並無定義，除了要求法庭採用 該辭的普遍意思，認為聚集定義是包含「共同目的」，並偷換概念， 將維護公共衞生的法例與維持公共序秩的《公安條例》等同，將「共 同目的」與犯罪意圖和行為結合。在控方陳辭 5.6 節要求「法庭在本案 作出是否有群組聚集的事實裁決時，考慮案件中是否有共同目的」。

我認為「共同目的」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，廣義而言，例如進入港鐵 站，當然共同目的是乘搭港鐵;進入食肆，共同目的當然是進食，我 要指出，根據第 599F 章，食物及衞生福利局局長根據第(4)及第(6)條賦 予的權力，所作「關於餐飲服務業的指明及指示」，並沒有因為食客 超過 4 人、有共同目的而限制(除了因疫情嚴峻時關閉某類處所)，法例 只規定每枱人數、安全距離、顧客數量和營業時間等等施加限制。

「共同目的」的狹義解釋是有計劃、有結集，例如本案的五一抗議行 動，當然是有計劃和有結集。但是，有「共同目的」並不表示有犯罪 行為和意圖，控方提出的案例和解釋，都是法庭對《公安條例》第 18(1)條「非法集結」的解釋，第 18(1)條指：

「凡有 3 人或多於 3 人集結在一起、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 作出帶有威嚇性、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，意圖導致或相當可 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，或害 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，他們即屬非 法集結。」

顯然，《 公安條例》表明集結在一起本身並無犯法，而是有犯罪行為 和犯罪意圖才可以入罪。法例強調共同目的，只是要強調定罪元素， 集結行為中要有共同目的，而這個集結的結果是破壞社會安寧。

然而，我要指出，本案並無「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 性、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」，亦無人，包括證人表示害怕社會安寧 受破壞。而且，根據《公安條例》第 13(2)條，公眾遊行規管對 30 人 以下的遊行不適用，毋須通知警方。因此，本案被告既無觸犯《公安條例》；亦無違反《規例》，卻反而是警方濫用《規例》阻撓，更被 無理票控。

法庭對本案是否有群組聚集的事實裁斷，不應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目 的，而是根據《規例》的條文規定，是否有超過 4 人在公眾場所的受 禁群組聚集?每組人是否不超過 1.5 米距離而成須解散群組?若如是， 答案自然是兩者皆否。

控方強加共同目的於《規例》上，是超越《規例》的原意。我採納 D1，D2 及 D5 辯方律師的書面陳辭第 16 段的闡釋，「條文詮釋方法是 以立法目的為基礎」，「普通法詮釋原則不容許法庭對一項法定條文 作出該條文所使用的經按照其文意和法定目的理解所不能承載解釋。」

2. 對於第 2 問題，我的回答是:毛之不存，皮將焉附。對於本案 各被告是否有參與受禁群組聚集，何必再說？

3. 規例相關條文的合憲性

我認為如果法庭採納控方的意見，認為《規例》是禁止公眾地方在不 論何種情況(例如本案有 1.5 米安全距離)有多於 4 人的聚集的話，是對 《基本法》第 27 條及《人權法》第 17 條所保障的和平集會的公民權 利，作出不合比例的限制。對公民權利限制是否超出必要性，就必須 接受相稱性測試。

且以相稱性分析程序，來解釋我前述的觀點

3.1 合法目的 如果法庭採納《規例》的立法目的是防止傳染病蔓延，我認為是有合法目的。

3.2 合理關連：

雖然特首林鄭月娥亦承認以 4 人為限並無科學根據，但可理解為根據 當時情況配合專家為基礎作出的決定，並以 1.5 米安全距離作人群分 隔，如以此作理解，《規例》的措施是有合理關連。但是，一刀切將 超過 4 人的聚集視作違法，便與相關憲法保障和平集會權利的精神相 違。我要指出，如果人數超過 50 人的集會和超過 30 人的遊行，都必 須通知警方，取得不反對通知書，警方完全有權對該申請作出限制條 件，甚至反對。以《規例》限制本毋須申請的集會遊行，如本案所涉 及者，顯然沒有關連。

3.3「顯然缺乏合理基礎」及「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」

控方陳辭第 26 段指出:「在評估侵犯該項保護權利的可容計程度時， 兩項主要的驗證標準曾被法庭應用:(i) 該侵擾程度是否「未有超越達 到合法目的」的程度，及(ii) 該項侵權措施是否屬於「顯然缺乏合理基 礎」。

關於本案而言，8 名被告自願遵從政府制訂的 1.5 米距離，行使其固有 的憲法權利，享受示威、遊行、集會自由，已經令政府的合法目的(防 疫)得到實，但卻依然受到阻撓和票控，已證明施加者—警方和控方— 侵擾已超越「合法目的所需」，而有關「顯然缺乏合理基礎」的驗證標準，現時出爾反爾，那是自證缺乏合理基礎而己!正如控方陳辭第 28 條指出:「法庭承認該項受抨擊措施決策當局處於較佳的位置」， 那麼，案發時《規例》以 4 人為限、1.5 米安全距離，正是決策當局在 處於較佳位置上的決定，控方以自己的意見，強加在《規例》上，是 「顯然缺乏合理基礎」。

3.4 合理平衡

我必須指出，本案發生時疫情已經緩和，根據政府 2020 年 5 月 25 日 的新聞公佈:「香港的疫情自 4 月中起漸趨穩定，若撇除輸入個案， 由 4 月 20 日至 5 月 12 日連續 23 日都沒有本地感染個案。」

政府亦在 5 月 8 日開始將《規例》人數由 4 人增加至 8 人。換言之， 在有控制和保持安全距離的情況下，和平集會遊行並不可能引起其他 市民的生命安全受損，我珍惜自己和其他市民的生命，所以本案並無 超出 4 人為一組，每組保持 1.5 米距離。

3.5 限制遊行集會的理據

控方在陳辭第 1.6 段引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關於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》第 21 條的 37 號一般意見，其中第 45 段「可以為保議公共 衞生而施加限制」，及第 59 段，指如限制集會人數要在「正當理由明 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…..例如….或出於公共衞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 物理距離。」控方企圖以此來證明乃國際標準。但是，我要指出本案被告並未必挑戰《規例》的限制，而正是根據當時《規例》的要求， 尋求在保障公共衞生和公民和平集會遊行權利中取得平衡，行使《基 本法》第 27 條賦予的示威、集會和遊行權。而控方卻強加共同目的於 《規例》上，超越了市民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。

我要指出上述人權委員會的文件第 23 段指出各國有積極和消極的義 務，消極的義務是:「不得無端干預和平集會，例如，各國有義務不 在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況下禁止、限制、封鎖、驅散或干擾和平 集會，以及不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懲處參與者或組織者。」我要 指出，控方干擾和控告本案被告，正是沒有正當理由。而積極的義 務，第 24 段指出「各國必須促進有利予不受歧視地行使和平集會權的 環境，並建立法律和體制框架，讓這一權利在該框架下得到有效的行 使。」我要指出控方並沒有在限聚的框架下，協助我們實踐和平集會 遊行的權利。

3.6 防疫與權利的平衡

控方在第 43 段認為《規例》對個人權利實施的限制是有限度，在平衡 公眾利益與個人及群體權利之間達至合理平衡。我要指出對憲法保障 的權利作出不必要的限制及對參與者和組織者施加懲處，是對憲法的 破壞，影響深遠。

4. 法例的清晰性 我要指出控方對《規例》作出僭建共同目的的闡釋，並無向公眾清楚公布。將《規例》變得令市民無法理解從而跟從。根據警務處向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黃浩銘先生 4 月 7 日的信中，內容只是重覆禁止 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 4 人的群組聚集，並無解釋共同目的下，1.5 米 安全距離已不適用。法律條文未能令市民充分理解，法律內容未能 以明確方式表述，變相是陷人以罪，令市民誤墮法網。

5. 總結

最後，案發當日是五一國際勞動節，一個標幟勞工階級團結抗爭，維 護勞動者尊嚴的傳統節日，誠如 PW1 作供所言，年復一年，每逢此 日，均有不同工會和組織發起集會，遊行到政府總部示威，提出改善 勞工待遇和社會地位的要求，紀念這個勞工節日，本案 8 名被告亦是 這些行列的常客。今年疫情爆發，不但令失業人數不斷颷升，貧窮為 患日甚，當局更以《規例》禁止五一遊行。8 名被告表工黨和社會民主 連線，在金鐘海富中心聚集，如常遊行到政府總部，不過是在《規 例》的限制下，維護勞工尊嚴，勉力為勞工發聲，重申林鄭政府必須 設立失業援助金，免日益增加的失業者陷於貧窮深淵。這固然是應有 之義，亦是行使一己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，竟然受到警方阻擋，更遭 濫權票控，足證林鄭政府抗疫無能，救人無心，不但漠視民意，更且 打壓異己，更為荒謬之處，莫過於 8 名被告被票控之後，竟又可在警 方監視下繼續遊行到政府總部示威，可見所謂限聚抗疫，嚴正執法， 實則是「翻手為雲、覆手為雨」，濫權打壓，政治檢控。

匹夫無罪，抗議有罪。我深信公道自在人心!

長毛梁國雄

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